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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國偵探小說Ⅷ:綁架案與勒索信
     

     一百多年來,綁架案是偵探小說電影的常見題材。圖為改編自真實案件的電影《解救吾先生》(2015)劇照。(資料圖/圖)

    綁架案一直是偵探小說和影視劇所鐘愛的題材。從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首相綁架案》,到東野圭吾被很多讀者吐槽的作品《綁架游戲》,再到前兩年紅極一時的橫山秀夫的《昭和六十四年綁架案》,都將綁架案作為偵探小說的主體情節和破解對象。此外,很多偵探或犯罪類題材電影,喜歡改編現實中發生過的綁架案件,比如根據1990年香港富商王德輝綁架案改編而成的電影《重案組》(1993年,成龍、鄭則仕主演),根據1991年韓國男童李炯浩綁架案改編而成的電影《那家伙的聲音》(2007年,薛景求、姜棟元主演),以及根據2004年演員吳若甫綁架案改編而成的電影《解救吾先生》(2015年,劉德華、王千源主演)等,而吳若甫本人也參演了《解救吾先生》。
    一般案件通常是先發生犯罪行為,再進行追查破案,而綁架案中查案與犯案同時進行、平行展開,能否及時、有效地破案,直接關系到被綁者的生命安全。因此,綁架案題材的偵探小說在情節上往往會顯得格外緊張。
    民國偵探小說中的綁架案
    綁架案也是民國偵探小說的熱門題材。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偵探小說家程小青和孫了紅,就都寫過不少關于綁架案的故事。在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的《五福船》(1923年)一篇里,宏源布莊主人俞守誠的公子慧寶在放學途中被綁匪擄走,而這已經不是第一起類似的案件。偵探霍桑決定出手救回慧寶,同時摧毀這個綁匪團伙。這聽起來是“綁票—勒索—贖金—抓捕”的故事俗套,其實小說中增大了破案難度,交付贖金的地點被設置在“楊樹浦黃浦江中的五福船上”,而代為交付贖金且意圖借機破案的霍桑和包朗,則需要面對一旦上船,“萬一有失,一時豈不難以脫身或求助”的危險。后來二人則經歷了包朗受傷、被綁匪扣為人質、與綁匪槍戰等情節,堪稱“霍桑探案”系列小說中動作戲份最多的一篇,甚至還有武俠人物“江南燕”登場客串。
    孫了紅筆下主人公“俠盜”魯平在《雀語》(1928年)中所經歷的綁架案,則虛實莫辨,出現了多層反轉。小說以兩個偵探在弄堂口徘徊打聽為線索,寫查案一方的推理和行動,另一方面又寫綁匪團伙內部的分工、計劃與矛盾,是典型的雙線結構。在這篇小說里,被綁的孩子頗為機敏,在綁匪轉移藏匿地點前借助桌上的一副麻將牌留下了關鍵的“暗號”,而最終識破這個暗號的人就是偽裝成偵探,打算從中“撈一票”的“俠盜”魯平……于是警方、偵探、綁匪、孩子、“俠盜”魯平之間的相互算計和“計中計”,使整篇小說格外精彩。
    民國偵探小說多寫綁架案,可能與當時社會治安混亂、此類案件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有關。陸澹安就曾在小說《三A黨》中借助偵探李飛之口說道:“近來綁票的事很流行,我正要想偵查偵查哩。”在民國時期的偵探類雜志上,也能經?吹较嚓P綁架案的新聞,甚至當時還一度出現了根據真實案件改編而成的“非虛構”文類,名為“實事偵探案”,即由警察局內部提供一些案件資料和現場照片,作家據此寫成精彩的故事,比如刊登在《大偵探》雜志上著名的《榮德生綁案內幕》(1946年)。此外,在當時的偵探雜志上也有很多諸如“神秘綁案”“假綁票案”“奇異的綁案”等偵探互動類欄目,其大概類似于以綁架案為題材的“推理謎題”或“腦筋急轉彎”。
    勒索信里的破綻
    在民國偵探小說中,綁架案往往會涉及勒索信——綁匪以此向被害人家屬索要贖金,而偵探則從中發現偵查突破口。后者要求偵探對現代郵政系統運作規則有所熟悉,并能夠從中找出犯罪者的破綻,將調查推進下去。
    在陸澹安的小說《合浦還珠》(1924年)中,報紙上登出了“坤角花衫”吳絳珠失蹤的新聞,偵探李飛第一時間就感覺到事件的嚴重性:“我看上海的地方,匪徒甚多,機詐百出,吳絳珠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女伶,難保沒有人想在她的身上,弄一筆錢。這就很是危險了!”后來事實證明吳絳珠果然是被人騙走并軟禁起來,她的男友畫家徐閑云也一度被人綁走、“軟禁在房里”,并被要求把一個妓女的照片畫成美女圖……案情撲朔迷離,偵探李飛從勒索信上發現了破案的關鍵線索。李飛根據“這一封信雖然粘著三分郵票,卻并沒有蘇州郵局的圓章”推理,“這明明是從上海寄的,他為什么要發這封信呢?明明是要解釋掉他自己的嫌疑罷了”。也就是說,犯罪者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場證明”,寫信聲稱自己正在外地,但由于他們對當時的郵政系統不夠了解,不知道郵寄的信件上會留下當地郵局的圓章。而他們謊稱從外地寄來的信件上,卻并不會留下外地郵局的圓章。
    案件偵查由此推進,最終徹底告破。
    勒索信往往是民國綁架案中的焦點,圖為“李飛探案”《古塔孤囚》 插圖。“大成故紙堆”數據庫(資料圖/圖)
    偵探“讀信”的能力
    對于高明且細心的偵探而言,“讀信”是其必須具備的專業技能之一。除了前文中所提到的郵票和郵戳,信紙、信封和筆跡等也是偵破案件時不能錯過的細節。在小說《三A黨》(1926-1927年)中,偵探李飛曾就此推斷出一起所謂的“綁票案”實際上是一樁假案:“第一,你所用的信紙信封太講究了,擄人勒索的強盜窠里難道還會用九華堂精制的信封信箋嗎?第二,你信上的字跡寫得太工整了,一個人被強盜擄了,去威逼寫信,這時候心中又急又怕,你怎樣鎮靜的人一定也寫不出這么工整的字來。”原來,“被綁架”的葉伯麒是一名銀行的雇員,因為不小心弄丟了保險箱里的“一小匣鉆石”而想出這個餿主意,“推托這幾天被三A黨綁去,借此就可以不負責任了”。這個計劃的破綻在一封偽造的“勒索信”里暴露無遺,而偵探李飛在戳穿這個假的綁架案后,順手幫他破解了銀行鉆石失竊案的真相。
    在柳村任的小說《灰手印》(1933年)中,偵探梁培云也曾根據一封信上的種種細節推斷出寫信人的住址、年齡、身份及一些行為習慣,展開一系列推理:“那信是杭州寄來的,大約在十六日下午四點多鐘發的,所以我才能在十七日午后接到。那人粘郵票的時候,沒有用漿糊或膠水,只不過用些飯粒粘上,這也可看出那人對于這事的急促。他的字跡很弱,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出那人至多不過三十多歲。字是用鋼筆寫的,而且還是自來水筆。墨水卻是國貨民生牌的,似乎對于西俗很有研究,否則也是個細心的人。他的五分郵票只粘在信的右上角。如果是你的話,卻一定要粘在左角或背后了。”在這里,“見信如面”絕不只是一句寒暄和空話。
    賀年卡中的誤會
    對于高明的偵探來說,一封小小的信件所包含的信息實在太多;但對于一名糊涂的偵探來說,分析信件很容易被誤導。
    中國第一本專門性偵探雜志《偵探世界》第十七期刊出時,正逢1924年農歷新年。當時雜志的編輯和作者們聯合策劃了一期“偵探與新年”欄目,由程小青、徐卓呆、嚴獨鶴、施濟群、顧明道、徐恥痕等作家好友分別圍繞這個欄目主題寫一篇偵探小說,作為對讀者的拜年賀喜。因為正逢喜慶的日子,又是這樣特別的專欄,這些作者也就暫時舍棄了偵探小說中常見的緊張甚至驚悚成分,而玩起了滑稽搞笑風格,類似近幾年在春節檔走紅的《唐人街探案》系列電影,走的也是喜劇偵探的路子。
    其中,施濟群的“偵探拜年”小說題為《誰的賀年片》(即賀年卡),講的是有著“巾幗福爾摩斯”之稱的女偵探葉智珠結婚后性情多疑,時時警惕著丈夫有任何出軌的跡象。而就在過年這天,葉智珠發現丈夫收到了一封署名“珊妹謹賀”的賀年卡,不由得懷疑起丈夫的幾個名字中帶“珊”字的表姐妹對丈夫另有所圖,進而直接尋到她們家中展開調查。小說最后,偵探(捉奸)工作完全失敗——賀年片其實是丈夫的親妹妹翠云故意開的一個玩笑,其目的就是為了提醒嫂嫂不要太過疑神疑鬼。
    在這篇小說里,偵探葉智珠已經被醋意沖昏了頭腦,沒有注意到“郵戳”顯示賀年卡是從本地郵局寄出,也沒有注意到寫信人的筆跡就來自每天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小姑子翠云,更忽略了根本沒有人會通過寫賀年卡的方式向丈夫表白愛情這種最明顯的破綻。換個角度來看,小說作者施濟群無疑相當熟悉當時偵探小說中以信件作為破案道具的使用方法和偵破手段,因此才能處處反其道而行之,創作出這篇風格滑稽的偵探小說。
    如今重述民國偵探小說家們的拜年作品之際,也正值2022年春節。偵探小說里往往充滿暴力、詭計與罪惡,但閱讀偵探小說,卻只有在舒適、放松的現實環境中,才能安然體驗小說中虛構的樂趣和智慧的快感。正如毛姆所說:“忙碌了一整天后,晚上總算是屬于你自己的。這時,你站在書櫥前,想在晚上讀點什么。你會從書櫥里拿出《戰爭與和平》《情感教育》《米德爾馬契》,還是《追憶似水年華》?如果你拿出這樣的書來讀,我對你深表敬意……這時,我會選擇偵探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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